项英留在中央苏区的头几个月，走过一段弯路。毛病出在估计形势太乐观，把主力转移当成了留守部队大显身手的机会。陈毅当时就看出了危险，可他的意见没被采纳。 回看这段往事，最大的感受是，打仗靠冷静算账，光有一腔热情远远不够。先交代背景。1934年10月，第五次反围剿失利，中央红军主力8万多人开始长征。 苏区要有人留下来坚持斗争，中央就设了中央分局、中央军区和中央政府办事处。分局成员有项英、瞿秋白、陈毅、陈潭秋、贺昌等人，项英任书记，挑起了留守的总担子。 留守的家底很薄。党史资料记载，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员共1.6万余人，能打硬仗的只有红24师和几个独立团。另外还有数万名伤病员要安置。枪少，弹缺，新兵占了不小的比例。 按照部署，瑞金、会昌、雩都、宁都四县之间的三角地区，是留守部队最后的基本游击区。陈毅原本不在留守名单的中心。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伤了腿，走路都困难，跟着长途行军会拖累队伍。 中央这才决定让他留下，协助项英指挥留守部队。一个资历深，一个会打仗、懂群众工作，这样的搭配在当时让不少人放心。 分歧很快就冒了出来。项英判断，主力走后很快会在湘西打开局面，把敌人大部分兵力引过去。苏区压力一小，再等主力杀回来，里外夹击，丢掉的地盘就能拿回。 这套设想鼓舞人心，可它的关键环节建立在别人身上，留守部队自己根本掌握不了。 陈毅算的是另一笔账。敌人追堵主力的同时，一定会调重兵扫荡苏区，留守部队面对的只会更难。该做的是分散到群众中去，化整为零打游击，保住干部和骨干，准备打持久战。 他的这番判断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被事实一条条印证。项英没有采纳。那时左倾错误的影响还很重，许多人习惯了阵地战，习惯了集中兵力打大仗。 项英坚持原来的方针，要把各部攥成一个拳头，随时准备配合主力反攻，还设想把苏区的摊子原样维持下去。被动的局面，就是这样一点点形成的。开局其实不坏。 1934年11月21日，红24师在瑞金城南的湾塘岗设伏，打了国民党军东路第3师一个措手不及。这是主力长征后，中央军区部队打的头一个胜仗。 士气一下子上来了，项英对集中作战的信心也更足了，觉得这条路可以继续走。可敌人投入的是十几万大军。他们修碉堡，拉封锁线，一步步往里压，瑞金、会昌等县城相继丢失。 留守部队几次集中兵力寻找战机，都没能打开局面，伤亡却越来越大。原先划好的三角游击区越缩越小，部队的回旋余地也跟着变窄。陈毅在这段时间没有闲坐。 据党史读物介绍，他组织人手把钨砂、机器设备和要紧物资分散藏好，又想办法安顿伤病员和红军家属。这些工作当时并不显眼，到了后来分散斗争的时候，都成了留守部队难得的家底。 转折出现在1935年初。留守部队被重兵困在于都一带，交通被切断，各部之间联络不上。此时遵义会议已经开过，中央调整了领导，开始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。 主力红军长征后，项英和中央分局一度对保卫苏区的形势估计不足。随着敌军不断进逼，陈毅主张尽快转变作战方式。 1934年11月底，项英接受了陈毅关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建议，但受原有任务和实际条件制约，战略转变未能迅速完成。直到1935年2月中央连续发来指示，留守部队才进一步组织分路突围。 可惜此前拖得太久，敌人的包围圈早已扎紧，各路突围部队都伤亡惨重，不少队伍被打散后再也没能会合。许多好干部倒在了突围路上。刘伯坚3月4日左腿中弹被俘，3月21日在大庾就义。 毛泽覃、贺昌等同志也在这前后牺牲，瞿秋白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。方针上每耽误一天，代价都要用生命来付，这是这段历史最沉重的地方。项英、陈毅自己也险些没能冲出来，队伍越打越少。 1935年三四月间，他们带着约300人到达赣粤边的油山，和李乐天、杨尚奎领导的游击队会合。此后，项英、陈毅等以油山为中心，继续领导赣粤边地区的游击斗争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进入新的阶段。 去油山，是陈毅拿的主意。他早年在这一带打过仗，山路熟，老百姓也熟，躲藏和筹粮都有依靠。 到了油山以后，项英和陈毅一起整顿部队，重新把各支小队伍的工作安排起来。当时队伍里有两种苗头。 一种是盲目乐观，想着很快就能大干一场，把赣粤边建成新的中心。另一种是急躁拼命，要冲下山去跟敌人硬碰。项英和陈毅一起做思想工作，把这两种情绪都压了下来，队伍重新站稳了脚跟。 我们看重项英身上的一点：吃了亏，他肯认，也肯改。此后三年，他和陈毅配合得很紧，在赣粤边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。知错就改，在顺风顺水的时候说起来容易，到了生死关头还能做到，就格外难得。 三年游击有多苦，后人很难想象。部队常年待在深山，吃野菜，住山洞，冬天连御寒的衣物都不够。敌人搜山，叛徒告密，随时可能出事。 1936年冬，陈毅在梅岭被围，伤病缠身，在草丛里藏了二十多天，写下了《梅岭三章》。据报道，陈毅那时以为自己难逃一劫，把诗稿缝进了棉衣夹层。 同年12月，西安事变爆发，围困梅岭的国民党军撤走，他才脱了险。诗里那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