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11月，陕北甘泉罗汉川，红四团团长黄开湘躺在军委卫生部的病床上。连续多日高烧不退，他时而昏睡，时而惊醒，嘴里反复喊着：“冲上去，消灭敌人！” 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位刚刚走出长征险境的战将，会在病榻上突然离世。更令人遗憾的是，消息传开后，他的死因很快被简单归结为“举枪自尽”，一桩误会由此延续了半个世纪。 黄开湘并不是只在泸定桥上留下姓名的人。1935年5月，中央红军从安顺场向泸定桥疾进，红四团接到的任务极其紧迫：在敌军之前赶到桥头，为中央红军打开北上的通道。 部队需要在极短时间内走完两百多里山路。沿途大雨不断，山道湿滑，左侧是峭壁，右侧是大渡河。战士们已经十分疲惫，黄开湘却清楚，停下来喘口气，敌人就可能抢先一步。 夜色中，远处也出现了移动的火把。那不是援军，而是川军。黄开湘没有选择等待，而是命令部队点燃火把继续赶路。红军与敌军几乎是在同一条山路上赛跑，谁先抵达泸定桥，谁就掌握主动。 5月29日，红四团抵达泸定桥西岸。桥面木板已被拆去，只剩下十三根铁索横跨河面。对岸守军凭借机枪和火力据守，桥头还堆起了易燃物，准备以火封桥。 黄开湘与政委杨成武研究后，决定从全团挑选突击队。二连连长廖大珠率先报名，二十多名战士紧随其后。下午，总攻开始，红军火力压制对岸，突击队员手持短枪，携带手榴弹，沿着铁索向前爬行。 火焰在桥头升起，铁索被烤得发烫。廖大珠带头冲入火中，突击队没有退缩。经过激战，红四团终于控制桥头，随后击溃守军，泸定桥被夺取。黄开湘的指挥，也因此与这场战斗紧紧联系在一起。 几个月后，红四团又参加了腊子口战斗。正面进攻受阻时，黄开湘没有继续消耗兵力，而是派人寻找敌军防线的薄弱处。侦察发现悬崖一侧有隐蔽小路，他便与杨成武配合，一面正面牵制，一面组织突击队攀崖迂回。 这次行动显示出他的另一面：敢打，更善于动脑。红军从侧后方突然出现，守军阵地迅速动摇，腊子口由此被打开。连续作战和长途行军，也让黄开湘的身体透支到了危险边缘。 1935年11月，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，黄开湘和杨成武奉命参加干部会议。两人策马赶路，往返奔波五十多里，途中又遇冷雨。回来后，二人先后发热，被诊断为伤寒。 杨成武病情较轻，黄开湘却持续高烧，长时间达到四十摄氏度左右。那时医疗条件有限，军队卫生部门缺少有效药物，只能进行简单救治。高热之下，他神志时常混乱，把病房当成了战场。 黄开湘身边放着一支左轮手枪。据回忆，这支枪是朱德赠送给他的。重病中的他常常处于半昏迷状态，夜间突然惊醒时，可能把身边的动静误认为敌情。 一个深夜，枪声突然响起。子弹击中了黄开湘，他因伤势过重去世，年仅三十四岁。由于当时情况仓促，医疗和调查条件都十分有限，外界很快出现了“他因性格刚烈而自尽”的说法。 杨成武始终不接受这种判断。他认为，黄开湘是在高烧、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误触扳机，根本不是有意识地结束生命。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，病重之人身边本不该放置随手可取的武器。 偏差还出现在姓名上。黄开湘是江西弋阳人，早年参加赣东北革命队伍，后来成为红四团团长。由于口音和记录问题，许多材料把“黄开湘”写成了“王开湘”，档案、回忆和墓碑中的名字因此长期不一致。 这场姓名混淆带来了严重后果。黄开湘的家乡一度查不到他的准确下落，家属甚至看到过把他写成“脱离队伍”的错误材料。女儿黄菊花多年承受误解，却一直不相信父亲会成为逃兵。 1985年，杨成武回忆录出版后，弋阳县党史工作者根据书中关于红四团团长的描述，逐渐确认“王开湘”与黄开湘其实是同一人。1986年，家乡来人赴北京拜访杨成武，双方谈了三个多小时。 杨成武当面说明：“王开湘就是黄开湘。”他还详细回忆了两人冒雨赶路、先后患病，以及黄开湘高烧期间意外走火的经过，并明确表示：“他不是自杀。” 这次证实，纠正了姓名，也澄清了死因。那支左轮手枪后来作为红四团的历史遗物保存下来，黄开湘的名字也重新回到家乡的革命史册中。泸定桥上的冲锋、腊子口的迂回，以及病房里那声意外枪响，终于被放在了同一段真实经历里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