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1年8月，莫斯科街头装甲车辆驶过，苏共中央大楼前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。那几天，许多苏共党员第一次认真思考：胸前的党徽还意味着什么，手里的党员证又该交给谁？ 苏联共产党并不是随着某一场会议突然蒸发的。它在组织上停止活动，和两千万左右党员从社会中“消失”，完全是两回事。党组织可以被宣布解散，党员却仍然要吃饭、工作、生活，还要面对制度骤变带来的现实选择。 这场变化的背景，不能只归结为某一位领导人的失误。1917年十月革命后，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；1922年苏联成立。经过工业化建设和卫国战争，苏共形成了覆盖国家、军队、工厂、学校和基层社区的庞大组织体系。 它曾经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。20世纪30年代，苏联在极短时间内建立起完整的重工业体系；1941年德国入侵后，大批工厂、学校和科研机构向东迁移，党组织则负责动员人员、分配资源、维持秩序。苏联最终取得卫国战争胜利，苏共的组织作用确实不可忽视。 问题也正是在这种成功中逐渐积累。高度集中的体制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，却容易压制不同意见；长期稳定的干部任用，又使组织内部形成严重的等级化和封闭性。到了后期，党员数量不断扩大，入党在不少单位成为升职、评优乃至获得社会资源的通道。 有意思的是，党员越多，并不等于组织越有活力。苏共后期党员约有两千万，真正能够参与政策讨论、承担政治责任的人却相对有限。许多人入党是为了工作便利，并没有形成牢固的政治认同。党证在某些人手里，更像一张职业通行证。 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，推动经济改革和公开化政策，原本被压住的民族矛盾、经济困难、历史争议和官僚特权问题迅速暴露。改革没有建立新的运行秩序，旧有权威却不断被削弱，党内外的政治力量开始分化。 1991年8月政变失败后，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，暂停俄罗斯境内共产党的活动，并接管部分党产。此后，苏共在各加盟共和国的组织体系接连瘫痪。12月苏联解体，苏共作为执政党事实上终止运转。 当时有人问身边的干部：“党没了，党员怎么办？”对方回答：“先把工作保住再说。”这句并不豪迈的话，反倒很接近当时多数人的处境。制度崩塌来得太快，普通党员首先考虑的是工资、住房、单位和家人的生活。 一部分原苏共党员进入新成立的政府机构，继续担任行政人员、企业经理、军队干部和地方官员。他们熟悉国家机器的运行方式，掌握专业知识和人脉资源，因此在转型期比普通人更容易保住职位，有些人后来成为私营企业主或金融、能源领域的管理者。 另一部分人加入了新的政治组织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于1993年成立，吸收了不少原苏共党员，但它并不是苏共原有组织的简单原样恢复。还有人进入社会民主派、民族主义政党或地方政治团体，继续参与选举和公共事务。 更多人选择退出政治。工人、教师、工程师、医生和基层干部，党组织停止后仍旧留在原岗位上。他们没有成为反共人士，也没有转入新党，只是把党员证收进抽屉，日子照常过。对这批人而言，政治信仰的变化往往没有新闻报道写得那么剧烈，而是伴随着沉默和观望。 当然，也确有一批原党员迅速转向，成为私有化改革的推动者，甚至参与反共宣传。这里面既有因失望而改变立场的人，也有熟悉权力运作、善于抓住机会的干部。苏共晚期形成的特权阶层，在制度转换中并未全部消失，许多人只是换了身份和资源获取方式。 还要注意，苏共党员并非同一种人。老布尔什维克、战争年代入党者、工厂积极分子、青年团干部和后期为晋升入党者，经历不同，信念也不相同。把两千万党员都说成“坚定共产主义者”，或者都说成“投机分子”，同样失真。 苏共的解体，首先是一个组织和制度的消失，而不是两千万人的肉身消失。有人转入政界，有人进入商界，有人留在原单位，有人加入新党，也有人从此远离政治。1993年以后，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陆续出现新的共产党组织，旧党员与新成员在其中重新聚集，但那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拥有统一国家、统一纪律和执政地位的苏联共产党了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