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十岁那年，我和丈夫建平决定要个孩子。起初，我们像所有期待新生命的小夫妻一样，买来排卵试纸，下载记录周期的App，甚至连未来儿童房的墙纸颜色都商量好了。然而，一年、两年，肚子始终没有任何动静。在经历了无数次中药调理、偏方尝试以及每个月固定上演的“希望与失望”的轮回后，我们终于走进了生殖科的门。 挂号、抽血、B超、造影。当冰冷的器械撑开身体，造影剂推入时的那种钝痛感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几天后，所有的检查报告汇集到了赵大夫的办公桌上。 赵大夫是个五十岁上下的女人，短发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眼袋很重，但目光异常锐利。她翻着那些单子，眉头微微皱起，手指在其中一张单子上敲了敲：“双侧输卵管堵塞，男方精子畸形率也偏高。自然受孕的概率微乎其微。建议直接做试管吧。” “试管”这两个字从她嘴里吐出来，轻巧得就像在说去超市买棵白菜。 建平在桌子底下紧紧握住了我的手。当时的我，脑子里其实并没有太多悲伤，反而涌起一种莫名的轻松。在我的认知里，试管婴儿就是一项花钱就能解决问题的现代科技。不就是把精子和卵子拿出来，在试管里配对好，再放回肚子里吗？既然能用钱和技术跨越生理的障碍，那简直是现代人的福音。 “大夫，做这个大概需要多久？我们过完年能怀上吗？”我甚至带着一点期待问她。 赵大夫停下手中的笔，抬起头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她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，那是一个极度疲倦的动作。 “很多刚来这里的病人都跟你一样，以为试管婴儿是一条花钱就能走的捷径。”赵大夫的声音不大，但在嘈杂的诊室里却字字清晰，“今天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。试管婴儿，根本不是普通人想的那么简单。它不是工厂流水线，投币就能出产品。它是一场对女人身体的剥削，对夫妻感情的考验，更是一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的心理战。你们，真的做好准备了吗？” 我当时只觉得大夫说话太严肃，甚至有些危言耸听。为了有个孩子，吃点苦算什么？我连连点头，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 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，自己签下的是一张怎样残酷的战书。 真正的折磨，是从降调和促排卵开始的。 为了让卵巢一次性孕育出多枚成熟的卵泡，我必须每天在固定时间注射激素。那些针剂不是由护士打，而是要带回家自己打。第一天晚上，建平拿着那根细细的针管，手抖得像筛糠。他看着我的肚皮，怎么也下不去手。 “你别抖了，直接扎！”我咬着牙催他。 针尖刺破皮肤的那一刻，我闷哼了一声。随之而来的是药水推入皮下的酸胀感。那仅仅是个开始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的肚皮上布满了青紫色的针眼和硬块，旧的还没散去，新的又要扎进去。每次打针前，我都要用热毛巾敷很久，才能找到一块稍微柔软一点的地方下针。 不仅是痛，激素带来的副作用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。我的体重在半个月内飙升了八斤，整个人浮肿得像个发面馒头；情绪变得极其敏感易怒，建平只是倒水稍微晚了一点，我都能歇斯底里地大哭一场。 而最难熬的，是卵泡逐渐长大后，卵巢被撑大带来的沉重感。我甚至不敢大步走路，每走一步，肚子里就像揣着两块摇晃的石头，连翻身都要小心翼翼，生怕引发卵巢扭转。 取卵的那天，手术室冷得像个冰窖。我躺在手术台上，双腿被高高架起。因为卵泡位置不好，医生没有给我用全麻，只用了局麻。那一根长长的取卵针，顺着阴道壁直接穿刺进卵巢。 每一次抽吸，都伴随着一阵剧烈的、牵扯神经的绞痛。我死死盯着天花板上惨白的无影灯，眼泪顺着眼角流进耳朵里，连哭都不敢出声，怕牵动腹部的肌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