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6年10月8日13:00（北京时间19:00），瑞典学院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加拿大诗人安妮·卡森，以表彰“她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创作。这些作品以一种充满玩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，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”。 瑞典学院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加拿大诗人安妮·卡森 2023年10月，雷克雅未克。安妮·卡森（Anne Carson）坐在公寓那间砖红色的起居室里，窗外是海，和冰岛荒芜无垠的大地。她对采访者说，美国显得太杂乱了，就植物而言尤其如此——到处都是树，到处是植物和花；而这里只有熔岩、海和线条。“只有线条。空的空间。” 空的空间，是理解卡森的一把钥匙。她译萨福，别人忙着用想象填补残篇之间的空缺，她却用方括号把那些空缺原样标出，让“缺失”留在纸面上；她写《爱欲苦甜》，论证欲望恰恰源于匮乏；她写《夜》，为一位置身于她生命之外二十余年的兄长立碑，悼念的正是那种再也无法填补的缺席。 哈罗德·布鲁姆称她为“在世诸天才之一”。苏珊·桑塔格说：“我会读安妮·卡森写的任何东西。”而卡森自己说，她真正想做的，不过是“把每一个‘我’都挪开”，然后纵身跃入黑暗。 安大略的迁徙童年，和购物中心里的一本萨福 1950年6月21日，卡森生于多伦多，是玛格丽特与罗伯特·卡森的第二个、也是最后一个孩子。父亲在多伦多道明银行工作，从一家分行调到另一家分行，于是一家人拖着行李在安大略省的小镇之间迁来迁去——斯托尼克里克、霍普港、蒂明斯。卡森后来数过，童年里大概搬了六七次。 多年以后她对埃莉诺·沃赫特尔回忆那种生活：不喜欢离开朋友，但“你会渐渐地、从依恋中抽离一点，这也许是件好事”。她说这话时带着一种被刻意磨钝过的平静——“这听起来像是那个好不容易才领悟到它确实是件好事的人说的话。”沃赫特尔这样回应。卡森答：“唔，有可能。” 改变她一生的那件事，发生在约1965年，安大略省汉密尔顿的一家购物中心里。她在书店闲逛，那里不知为何摆着一部由威利斯·巴恩斯通编校的萨福双语本，左页希腊语，右页英语。“它看上去那么引人入胜，我想我应该学这个。” 第二年，一家人搬到霍普港。她进了一所高中，那里的拉丁语老师爱丽丝·考恩恰好也懂希腊语。听说这个女孩感兴趣，考恩太太提出在午休时间教她。卡森后来说：“我的事业和幸福都要归功于霍普港高中的爱丽丝·考恩。”而这位老师很快消失了，有人说她去了非洲。几十年后，一位女士在朗读会后走过来，说自己是考恩太太的女儿，母亲如今住在安大略北部的一座农场上，像个隐士，“她大概会愿意收到你的信，但她不会回信”。卡森写了信，果然没有回音。这一段师生缘，就此停在了“没有回音”里——又是一个空位。 少女卡森当时还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再世的奥斯卡·王尔德，甚至备了一套王尔德的戏服，在特殊场合穿。“如果我学希腊语，我就能更像奥斯卡·王尔德。” 她后来在多伦多大学读古典学，中途两次退学，最终拿下学士、硕士和博士学位；其间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师从著名古典学者肯尼斯·多佛研习古希腊语。1981年，她回到多伦多大学，以萨福为题写博士论文，这篇论文后来长成了她的第一本书《爱欲苦甜》——一部简短而致密的论著，主张欲望来自匮乏，爱神因此永远是“苦甜”的。 一次采访里，沃赫特尔问她，是什么时候认定这将成为自己一生的主题。卡森答得毫不迟疑：“跟考恩太太学习它的那一刻，立刻就决定了。” 安妮·卡森 图片源自网络 翻译是一条沟，犹疑是一种救赎 如果要为卡森的写作找一句总纲，那大概是《宾夕法尼亚评论》上的一段问答。被问到“你如何开始一首诗”时，她说：“反过来才对。是诗开始了我。” 这不是修辞。她的写作几乎从不从“我要表达什么”出发，而是从某个已经在那儿、需要被追随的东西出发。她在《Brick》杂志的访谈里打过一个比方：写作像一只狐狸跑过你家后院，你决定跟着它，看看能不能走到狐狸住的地方——“就是在循着一条踪迹走”。那只狐狸后来真的进了她2024年的新书《错误的诺玛》（Wrong Norma），成为全书反复出没的谜团之一。 《错误的诺玛》 与此相关的，是她对“翻译”的理解。卡森一生大量时间都在读那种左页希腊语或拉丁语、右页英语的书。她把译者所处的位置叫作“一条沟”——两条路、两个国家之间的一条沟。译者抵达的那种心境是：两种语言同时摊在大脑的屏幕上，它们说着并不完全对等的东西，却一直并排漂浮。 “坦白说，我认为从来没有人真正知道另一个人说话时是什么意思，”她对凯特·德怀尔说，“这比翻译还要过分，简直是一头扎进黑暗里。语言是那么、那么私密、私人、古怪……但作为人而说话的努力，就是试图用每一句话去越过那种绝望。” 她也把这条沟看作极美的东西：把希腊语原诗和各种英文异文摆在一起，让“那个人究竟说了什么”的种种可能同时漂浮着——“我认为，它最精微之处是无法传达